重要論述
1943年3月19日
劉少奇致電陳毅、張云逸等介紹華北對敵斗爭的經驗。電報指出：在反“掃蕩”時，要靈活地運用游擊戰、地雷戰等戰略戰術；民兵數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質量要很好，要加強對民兵的實際的戰斗鍛煉及武器配備；在敵情特別嚴重的游擊區，游擊部隊要根據不同情況運用不同的組織形式進行活動；切實注意爭取日本俘虜幫助我們做敵軍工作；在游擊區與敵占區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爭與合法斗爭需要巧妙配合，爭取各階層人民團結在我們的周圍，共同對付敵偽；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財力與人力的負擔，將節省下來的人力用在生產上。這封電報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
1947年3月19日
任弼時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中央撤出延安的解釋工作致各中央局、分局電。電報指出：蔣胡急于進攻延安，正表示國民黨當前處于極端困難情況之下（軍事、經濟、政治上極大困難），是為著振奮人心并借以團結內部所采取的一種行動。我們失去延安雖有某些損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別在臨沂、魯中勝利之后，不會因為退出延安對我喪失信心。而我們若能將胡敵大部吸引在陜甘寧而加以打擊消滅，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區打擊和消滅敵人，恢復失地。
1953年3月19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所謂“五多”，就是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各級黨委對這些很久就存在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因為區、鄉的“五多”，基本上都是從上面產生的，是因為在縣以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中存在著嚴重的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所引起的，有些則是過去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時期的產物，未加改變，遺留至今的。因此，必須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過程中，著重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并將那些過去需要而現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辦法加以改變，方能解決這個問題。指示認為區鄉工作中的“五多”，主要表現為對農民干涉過多，強調指出：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對于互助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決定給以積極的提倡和適當的指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決不應當將它們混同于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決不應當施行過多的干涉。我黨現在在農村中的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許多同志將分散的經濟混同于集體的經濟，就是干涉過多。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1979年3月19日
鄧小平會見瑞士聯邦委員、公共經濟部部長霍納格時闡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他指出：我們將會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開放的政策。我們充分理解到不利用和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經驗，四個現代化是搞不好的。當然，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國家發展經濟都要靠自己。我們政策的連續性是沒有問題的。政策是否有連續性，關鍵是看它對不對。如果這個政策對，符合國家的利益，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歡迎，誰也變不了；如果這個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就沒有連續的必要。此外，我們還要制定同國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資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來了，國際上也可以放心一點。
此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鄧小平曾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指出：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我們經濟上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好的傳統必須保留，但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
2013年3月19日
習近平接受俄羅斯俄通—塔斯社、俄羅斯全國廣播電視公司、南非衛星電視五臺、印度報業托拉斯、巴西《經濟價值報》和中國新華社記者聯合采訪，就中國同有關國家雙邊關系、中非關系、金磚國家合作、中國改革開放等闡述了政策主張。
關于中國改革發展，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就是要帶領人民把國家建設得更好，讓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更好為人民服務。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開創發展新局面，就必須實現改革新突破。我們將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體制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隨著形勢和條件的變化而向前發展。我們愿意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但不會照抄照搬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只有走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道路，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最終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關于中國同世界的關系，他強調，中國人是講愛國主義的，同時我們也是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胸懷的。隨著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將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我們也希望世界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國與國之間、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相互借鑒、共同進步，齊心協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在回答關于中國領導人的工作狀況的提問時，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多，國情復雜，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的所思所盼，要不斷增強工作能力，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牢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牢記責任重于泰山，絲毫不敢懈怠，絲毫不敢馬虎，必須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人民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只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
黨史回眸
1980年
3月19日 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稿起草問題時指出，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1996年
3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新疆穩定工作。1997年，中央開始從內地省市、國家機關和國有重要企業派出一批骨干力量到新疆工作。此后，對口支援新疆的力度不斷加大。
2014年
3月19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改革的重點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
2019年
3月19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規定》，自6月1日起施行。
歷史瞬間
1943年3月19日
劉少奇致電陳毅、張云逸等介紹華北對敵斗爭的經驗。電報指出：在反“掃蕩”時，要靈活地運用游擊戰、地雷戰等戰略戰術；民兵數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質量要很好，要加強對民兵的實際的戰斗鍛煉及武器配備；在敵情特別嚴重的游擊區，游擊部隊要根據不同情況運用不同的組織形式進行活動；切實注意爭取日本俘虜幫助我們做敵軍工作；在游擊區與敵占區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爭與合法斗爭需要巧妙配合，爭取各階層人民團結在我們的周圍，共同對付敵偽；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財力與人力的負擔，將節省下來的人力用在生產上。這封電報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
1947年3月19日
任弼時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中央撤出延安的解釋工作致各中央局、分局電。電報指出：蔣胡急于進攻延安，正表示國民黨當前處于極端困難情況之下（軍事、經濟、政治上極大困難），是為著振奮人心并借以團結內部所采取的一種行動。我們失去延安雖有某些損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別在臨沂、魯中勝利之后，不會因為退出延安對我喪失信心。而我們若能將胡敵大部吸引在陜甘寧而加以打擊消滅，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區打擊和消滅敵人，恢復失地。
1953年3月19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所謂“五多”，就是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各級黨委對這些很久就存在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因為區、鄉的“五多”，基本上都是從上面產生的，是因為在縣以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中存在著嚴重的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所引起的，有些則是過去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時期的產物，未加改變，遺留至今的。因此，必須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過程中，著重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并將那些過去需要而現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辦法加以改變，方能解決這個問題。指示認為區鄉工作中的“五多”，主要表現為對農民干涉過多，強調指出：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對于互助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決定給以積極的提倡和適當的指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決不應當將它們混同于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決不應當施行過多的干涉。我黨現在在農村中的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許多同志將分散的經濟混同于集體的經濟，就是干涉過多。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1979年3月19日
鄧小平會見瑞士聯邦委員、公共經濟部部長霍納格時闡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他指出：我們將會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開放的政策。我們充分理解到不利用和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經驗，四個現代化是搞不好的。當然，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國家發展經濟都要靠自己。我們政策的連續性是沒有問題的。政策是否有連續性，關鍵是看它對不對。如果這個政策對，符合國家的利益，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歡迎，誰也變不了；如果這個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就沒有連續的必要。此外，我們還要制定同國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資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來了，國際上也可以放心一點。
此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鄧小平曾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指出：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我們經濟上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好的傳統必須保留，但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
2013年3月19日
習近平接受俄羅斯俄通—塔斯社、俄羅斯全國廣播電視公司、南非衛星電視五臺、印度報業托拉斯、巴西《經濟價值報》和中國新華社記者聯合采訪，就中國同有關國家雙邊關系、中非關系、金磚國家合作、中國改革開放等闡述了政策主張。
關于中國改革發展，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就是要帶領人民把國家建設得更好，讓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更好為人民服務。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開創發展新局面，就必須實現改革新突破。我們將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體制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隨著形勢和條件的變化而向前發展。我們愿意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但不會照抄照搬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只有走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道路，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最終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關于中國同世界的關系，他強調，中國人是講愛國主義的，同時我們也是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胸懷的。隨著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將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我們也希望世界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國與國之間、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相互借鑒、共同進步，齊心協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在回答關于中國領導人的工作狀況的提問時，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多，國情復雜，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的所思所盼，要不斷增強工作能力，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牢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牢記責任重于泰山，絲毫不敢懈怠，絲毫不敢馬虎，必須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人民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只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
黨史回眸
1980年
3月19日 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稿起草問題時指出，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1996年
3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新疆穩定工作。1997年，中央開始從內地省市、國家機關和國有重要企業派出一批骨干力量到新疆工作。此后，對口支援新疆的力度不斷加大。
2014年
3月19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改革的重點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
2019年
3月19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規定》，自6月1日起施行。
歷史瞬間
1926年3月，毛澤東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圖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課堂。
1947年3月19日，西北野戰軍撤離延安，進行戰略轉移。